厂址“圈地运动”

　　“选址工作一般花费时间较长，这需要企业掌舵者有较强的政策敏感性，提前布局，否则将导致一步慢而步步慢。”吴疆告诉经济观察报。

　　2006年前后，中国核电政策从适度发展开始转为积极发展，这在核电企业人士眼里是核电业的一大转折。而中广核集团也正是在那时开始大肆扩张才最终坐稳中国第二大核电企业宝座。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在运核电机组20台，其中中广核11台，装机容量1162万千瓦，占全国总容量的64.1%，中核9台，装机容量650万千瓦，占全国的35.9%。2013年全国核电发电量为1121亿度，与气电、风电相当，同比增长14%，占全国总发电量的2.1%。

　　2007年10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上报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 》。这标志着中国核电发展进入了新的高潮阶段。

　　于是，核电业内掀起了一轮核电站厂址“圈地运动”，这是由于核电业并非从上往下的国家规划定厂址，而是企业上报厂址，先报先得，所以核电企业们纷纷开始抢占核电站厂址。

　　包括中核、中广核、中电投三大拥有核电开发资质的企业，还有虽未有资质的包括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润集团等电力企业纷纷试图抢占优质核电站厂址，而以水电业务为主的三峡集团也觊觎已久，参股中核的湖南桃花江核电站。

　　红沿河核电站刚开始选址的企业是中电投，而后来由于中电投的技术积累问题难以成行，所以中广核加入，股权结构却很特别，两者拥有相等的股权比例，中广核占45%、中电投占45%、大连市建设投资公司占10%。

　　中广核内部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一般情况下，中广核引入外部资本的条件都是中广核必须控股，而只有红沿河项目例外。

　　如宁德核电站选址工作是大唐集团做的，所以没有核电建设资质的大唐集团曲线参股核电站。大唐发电早在2006年就与中广核按49：51的比例出资设立了宁德核电有限公司。而中广核则将运营和管理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为此，出现了中核和中广核都看准了某地建厂，而某地的承载量只可以建一个核电站，于是便有了矛盾。另一种情况就是，当地政府在答应一家核电企业建厂之后，由于某些原因，又与其他企业联系建核电站的事儿，这又造成了另一种矛盾，所以在“圈地运动”之中，国家为了规避这种状况，给核电企业划分选址的范围，比如湖南是中核的范围，湖北是中广核的，而江西则是中电投的，这样便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新问题出现了，早于划分范围之前的选址工作，便出现了一个省里有几个核电企业的核电项目落地的现象，比如辽宁省的红沿河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分属于中广核与中电投、中核合资，而福建省则是中核的福清核电站和中广核的宁德核电站。

　　经济观察报记者发现，核电企业在核电站布局上有着较多的竞争迹象，包括此前的山东海阳、石岛湾、乳山三大核电站距离颇近遭质疑，因为山东半岛沿海80公里距离之间规划了3座核电站，其中海阳核电站和乳山核电站相隔20公里。这三者分别归属于中电投、华能、中核三大巨头。而乳山核电站因离银滩旅游景区偏近，遭到当地百姓反对而处于搁浅中。

　　无独有偶，即将获批重新开工的广东陆丰核电站，与拟建的海丰核电站之间也存在上述距离过近的问题，中广核的陆丰核电站位于广东陆丰市碣石镇田尾山，中核的海丰核电站位于广东省汕尾市深汕区鲘门镇百安村，陆丰市与汕尾市距离仅50公里。一位核电业内人士认为，这两者距离这么近，其中的一个已无建设的必要。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一位人士对经济观察报称，中国已建、在建、拟建的核电整体布局上并不太合理，与煤炭、光伏、风电、水电等之间的布局间也存在矛盾。

　　落地前的波折

　　大亚湾核电站运营20年来，每年给所在地大鹏镇上缴利税达几十亿元，不仅带动当地经济飞速发展，而且近年来周围几个乡镇也可以参与利益分配。原来破败的乡镇也蜕变为现代化城市的一部分。这正是吸引众多地方政府对核电站项目青睐有加的原因。但是，依然有很多项目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经过一番筹备后遭到夭折、搁浅或者波折不断。

　　中国核电站选址工作是由企业发起，由地方政府配合并且由企业负担各项支出的活动，一位核电人士估计，一个厂址选择大概需要几个亿的投入，如果厂址最后被搁浅，这笔投资就“打水漂”了。

　　核电站选址看似简单，实际上里边涉及到诸多的利益，一个核电站最终落地与否，与选址过程中各个利益方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不小心就被“雪藏”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红沿河核电站，选址工作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了，比大亚湾核电站仅晚了三四年，但是后来由于一些原因给耽搁了。

　　2000年之前，中国核电业一直被部门之争、技术之争所困扰，随着1994年中广核集团成立，企业间的商业竞争慢慢凸显。“九五”(1996年-2000年)期间，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核电建设高潮。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应该是比较幸运的，它们代表着中国两个方向，引入国外技术走商业化和自主创新实验。

　　而更多项目则陷入了选址后漫长的等待与波折。与大亚湾核电站、秦山核电站选址时间相当甚至更早的项目有红沿河核电站、山东海阳核电站以及阳江核电站等。

　　今年9月25日，大亚湾核电站已经成功运营20年，几乎同期选址的阳江核电站一期才投产仅一年左右，阳江核电站二期也在建设之中，这无疑折射了中国核电站选址过程中的波折。

　　无独有偶，山东海阳核电站选址从1983年开始，但是由于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的建设而遭搁浅，后来全国掀起了电力热，所以海阳核电站便拖到2007年才获得发改委准许其开始前期工作的“路条”。

　　红沿河核电站也经历了30多年的等待，于2007年获得发改委“路条”。

　　江苏江阴被定在苏南核电站，最后苏南核电站搁浅。1978年，中国计划引进法国两台90万千瓦核电机组。当年底，邓小平对外宣布，中国已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1979年3月28日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因此苏南核电站最终偃旗息鼓。而苏南核电站搁浅后，红沿河后来一度再提上日程，但是又被引进俄罗斯技术的江苏田湾核电站抢先，红沿河就这样被“一误再误”了。

　　显然，有着“超级印钞机”美誉的核电业，与其他行业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基因与轨迹，而这背后就是国家政策导向性更强更显著，各种因素叠加左右核电站到底能否上马，所以，核电企业们之间核电站选址的竞争更加复杂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