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后说：“无论从东北地区来看，还是从全国发展来看，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¹如果再从中国地缘政治的角度学习习主席的这篇讲话，觉得其意义更为深远。

    中国地形的基本特点及其优点

    中国的地形与北美接近，而与欧洲形成强烈的反差。欧洲以平原为主，海拔约200米的高原、丘陵和山地占全洲面积的40%，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仅占2%，海拔约200米的平原约占全洲面积的60%。欧洲平均海拔340米，而北美洲则平均海拔700米。欧洲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一洲。这种多平原地形的特征必然生长出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军事作战理论。平原与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功能。前者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成建制的装备及其部队军力合成，而后者则有利于分解成建制装备和部队的合力，这给游击战留下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中国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围绕华北平原由西向东形成半月形包围，它们犹如耸立起的一簇簇铁刃，将进入其中的形成于平原地带的集团军战斗合力瞬间以碎片化的方式予以消解，而使能发挥当地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游击战的优势成倍增加。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大面积山地的缺点是不易形成欧洲式的大兵团作战的充分条件，这相应地弱化了中国抵御外敌大规模入侵的军事合成能力，其优点则是有利于长期保存抵抗力量，等待时机，一举击败入侵者。具体说，拥有平原则拥有控制中国中心地带从而控制中国的地理条件，但拥有山地，则拥有了打败控制中原的对手的时间。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中国地缘政治特有的“以时间换空间”的优势条件的绝好证明。

    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的“关外问题”

    隋唐之后，俄罗斯力量由西而东,北方草原马上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压力也从西北逐渐地被俄罗斯挤压到东北。中原王朝原来面临的西北“塞外问题”逐渐转为“关外问题”。中原王朝跨过山海关，大幅向东北平原北推，这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生产，从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东北诸部的崛起。此后，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位势隆起，由此造成的“关外问题”对中原政权形成日益严重的压力。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起至宋，东北辽金已成势力。与此相应，中原王朝的国都也从西部陕西长安，经河南洛阳东移至北京；中国地缘政治的中心也相应地从“中原”移至“华北”。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这样的压力，而明朝和民国则在来自关外东北的重压下垮台。

    “唐宋门户之祸与国始终。”²尽管历史进入20世纪，但“关外问题”——这时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³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唇齿相依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半岛、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

    不仅如此，东北亚问题还与中国大西南的战略形势有直接的关联。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喜马拉雅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从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国的颠覆国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这条线越推越大的。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东北、挥师过江后国民党在大西南的纵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而19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以及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越南内战⁴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的联动结果。

    东北国企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战略意义

    这里有的同志会说：东海直抵华北平原，1840年英国就是从这里入侵中国的，难道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之于中国安全要比东海更重要？

    的确如此。虽然东海较东北亚对中国更具直接威胁，但从东海入侵中国的势力如没有内陆沿线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和长期占领，而无大规模占领的入侵，就只能攻城而不能掠地。由于海上和山险之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军事合力及由此形成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持续跟进的空间条件，因而从东海的入侵并不能动摇中国国力的根本,而从朝鲜半岛登高西进后就是一泻千里的东北大平原；占据东北大平原就有了可形成成建制的军事合力力量和装备的大规模和长期的持续跟进的空间条件。有了源源不断的部队及其装备的持续跟进——而这些在海上和山地是不能实现的，就可造成地区性长期占领的物质条件。由于占据东北三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可以持续八年；由于没有陆基遑论东三省，19世纪40年代英国只能对中国短期侵扰。经验表明，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长短决定战争的成败，陆基而非海基的大小决定装备制造及其跟进的持续时间的长短。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东北国企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战略意义。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在长春同国有企业干部职工座谈时说：“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⁵

    在中国，能够形成大规模装备及建立其上的集团军作战条件的地带是甘肃和东三省，而对现代中国政治影响较大的是东三省。为了保障西域的稳定，自古凉州多好马。马车在当时就是重装备，大规模地养马在古代就是成建制的重装备制造，这是平乱部队有效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西域可保无虞。反之，叛军控制了甘肃就进入了关中平原，但从关中平原东进中原仍则有一系列山川险固需要克服。而东北平原则不同，南出东北平原，仅有山海关一线之隔，越过山海关，就是呈扁形推开的更为广阔的华北平原，这使得形成于东北平原的大规模集团军合成战力优势有了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东北不保华北危矣，故此，抗战结束后，中共与国民党争夺最激烈的是东北，东北搞定后，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就只是时间问题。

    “关外问题”事关中国整体安全

    事实上，“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点并因此对东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加写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⁶10月23日，毛泽东又电东北局，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⁷

    1949年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⁸毛泽东明白：腐败在初取天下的农民政权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因此像李自成政权这样甫立即亡；正是关外失控——而非仅仅是所谓新政权自身的“腐败”——才是导致李自成败退主要原因。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以南。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

    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中国的安全边界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已占据陕北高原的毛泽东注意到东北的重要性。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⁹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东北地区关乎中国全局稳定，这是装备制造业成为东北传统产业的基础。鉴于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又鉴于目前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日益升级，习近平主席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讲话，特别是其中提出的“要把装备制造业做大做强，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求，着实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