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消费快速增长的制度约束在11年依然存在。随着经济进入稳定的增长期，刺激措施将逐步退出。而在危机期间消费的稳定快速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会透支未来的消费增长潜力。消费快速增长的长效机制依然是居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按照GDP收入法核算，我国劳动报酬的增速在GDP各要素的增长比较中长期偏低(截止到2007年的数据)。在经济增长较好的2010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依然低于GDP增速，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依然没有建立起来。11年的消费存在下滑的可能。

　　11年外需回落是大概率事件。造成11年外需回落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的回落。而出口的回落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出口的制约，我们认为这个将是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经历了10年的快速复苏后，11年经济增长将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的状况。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11年依然不会出现快速增长的状况，全球经济整体上依然缓慢复苏。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的上升对我国出口的制约作用很明显。而人民币有效汇率在11年出现较大的升值似乎不可避免。一方面美元在11年年中之前出现反转的可能性较大，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是持续的过程。

　　今天刚刚公布的12月份出口数据，我国对东盟经济体的出口同比增速下滑到4%左右或是个证明。

　　终端需求趋弱制约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十二五规划不是十一五规划的简单重复，11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预计也不会出现过去的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投资快速增长的状况。对11年投资的判断，我们认为终端需求趋弱制约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十二五是个转型的五年，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而当前消费快速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因而消费增长驱动投资增长的现象在11年不会发生。从投资的三大块来分析，制造业投资受制于终端需求难以出现快速增长。房地产投资受制于房地产调控，商业性地产投资必将受到影响，虽然保障性住房投资的力度在加大，但这充其量会部分弥补地产投资的下滑。这背后的内生性经济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出现下滑几乎是确定的，主要是10年的基期因素太大。